在中國大陸的「周恩來熱」中湧現的由中共的黨史研究機構─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《周恩來年譜》（三卷本），《周恩來傳》（四卷本）以及十二集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《周恩來》，是一種以剪裁歷史見長的 「歷史著作」。精心地編造出了一個文革中「中流砥柱」的周恩來的形象。

剪裁者，有意去存取捨也。剪裁者是為了掩蓋歷史的真實，誤導讀者得出與史實完全相反的結論。這裡先舉一例，借一斑以窺全貌。在上述三種傳記中，都提到了周恩來反對毛澤東關於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的提法的事：「國慶節這天……林彪發表講話時，卻公開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，宣稱『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』，要求紅衛兵小將們敢於鬥爭，前赴後繼地把這場運動深入下去。對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』這個提法，周恩來有不同看法，他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了自己的意見。他擔心的是，這個提法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」。

這一故事還被幾乎所有大陸有關周恩來在文革中的書籍作為「周總理與毛主席對國內形勢的估計和『文化大革命』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」的例證。這裡，姑且不論關於林彪講話中提出「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」有誤，因為林的原話是「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」，兩者不可同日而語。更重要的是，有關周恩來反對提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」一事，編撰者捨去了極為重要的結尾。關於這一史實的來源，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完整回憶卻是：

「周恩來看到《紅旗》社論後曾對王力說：「黨內路線問題只有『左』，右傾機會主義的提法，怎麼用了『資產階級』，還『反動』呢？我要去問主席。」　問了以後，周告訴王力說：「主席同我用英文講了『反革命路線』，『反對革命路線』，『反動路線』這三個詞的區別。我對主席說『我懂了』」。

從上面的回憶中可以看到，周恩來所注目的主要是一個文字性的提法問題，他從來就沒有向毛當面表示過這「將導致更多的領導幹部受到衝擊」的不同意見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他當時以一個小學生的姿態去問了毛後，馬上表態說：「我懂了」──這不僅清楚地表明他已為毛所折服，更表示了他對毛個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線的支持。這裡哪有什麼「根本分歧」的蹤影？有的只是周恩來對毛「理解要執行，不理解也要執行」的忠心。而當編撰者取前因捨後果地剪裁了歷史後，一段原本說明周在毛面前無原則地卑膝效忠的史實，竟成了周與毛當面鬥爭的業績。而在這種黑色幽默式的顛倒剪裁中，歷史的整體性和真實性自然被破壞殆盡了。

要完整地評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現，恐怕要從文革的發動談起。毛無疑是文革的發動者，但毛絕無可能一個人獨立地呼喚出漫天狂飆。從１９６５年底的批《海瑞罷官》，進而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揭出「彭羅陸楊反黨集團」和發出「五．一六通知」，到８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和公佈「十六條」，是文革呼風喚雨的發動期。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：周在這一時期中是毛的支持者？反對者？抑或中立者？而正在這一問題上，上述中共關於周恩來三本史著或諱莫如深，或大砍大捨重要的史實。

首先，周雖然沒有直接參與寫作批判《海瑞罷官》，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圖，立刻積極支持。在中共內部發行的《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》中，公佈了一個「五．一六通知」的「原件附件」：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戰線上兩條道路鬥爭大事記」。在這一「大事記」中，有整整幾段讚揚周站在毛的路線一邊，與彭真作了堅決的鬥爭。例如說，

「（１９６５年）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來同志 的督促下，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，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……」 並說，「（１９６６）四月二日周恩來同志報告毛主席，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，指出『五人小組匯報提綱』是錯誤的，準備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毛主席的指示」；再如，「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鄧小平同志主持書記處會議，周恩來同志參加。先由康生同志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……最後，周恩來同志和鄧小平同志指出，彭真同志的錯誤路線，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對立的，是反對毛主席的。

這個會議決定：（一）起草一個通知，徹底批判『五人小組匯報提綱』的錯誤，並撤銷這個提綱。（二）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，報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」。如果考慮到「五．一六通知」作為文革綱領性的文件通篇由毛親自修改定稿，那麼周毫無疑問是毛心中的忠臣與親信。而在三百萬字之巨的周恩來《年譜》中，上述史實或被完全捨去。例如，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，在《年譜》中竟變成了「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鄲同省，地領導座談，聽取關於打井抗旱工作的匯報……」

這種以周的工作職責──抓生產的流水帳來掩蓋他重大政治錯誤和過失的方法，也是貫穿上述三部史著的一種一箭雙鵰的誤導手法。一來它可以遮醜，二來又突出了周恩來不忘民生的親情。

根據海外出版的陳伯達回憶錄《陳伯達遺稿──獄中自述及其他》說，是周恩來幫毛一手組建了中央文革小組。第一，陳的組長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薦的。第二，還是周恩來，提議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的第一副組長──依據最新披露的中共內部檔案：「周恩來同志在政治局會議上，就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名單討論時，提議：江青同志擔任副組長，第一副組長（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檔案）」。第三，又是周恩來，在中共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會推薦林彪為副統帥，毛的接班人。由此可見，毛髮動文革名正言順的文（中央文革），武（林彪為首的軍人集團）組織班子，都是周幫忙搭建的。

周為此也頗引以為自豪，多次在文革中接見群眾講話時提到。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，時值不少群眾炮打林彪和陳伯達之際，周在人大會堂接見部分來京軍事院校學生時就說過：「在十一中全會上，我推薦了林彪同志，他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最好，跟毛主席跟得最緊的，我推薦他為副統帥。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，用毛澤東思想教育解放軍最好。另一個是把毛澤東思想領會得最好，從理論上闡述和宣傳得最好，這就是我黨傑出的理論家陳伯達同志。他們是經過幾十年考驗的。」

關於周在建立林的副統帥地位中的作用，當年林家未過門的媳婦張寧的回憶錄中也有提及：「文革初期，毛澤東數次指令林彪進京，林彪不肯進京，從哈爾濱躲到大連。毛澤東調不動林彪，心中不快，吞食安眠藥，聲言『活著沒意思』。周恩來窺悉毛的心思，以恩師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」。林彪是否真不肯進京當第二把手，還是一種待價而沽的姿態，且另當別論。但這裡關於周的作用，妙在「窺悉毛的心思」六字。毛雖是主席，但要提名自己秘書和老婆陞官竊國，則有臉面上的難處。周不用毛開其金口，便主動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──幫忙和「幫閒」已幫到了主人的下意識層面。

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屆十一中全會，一直被中共官方，從而也被上述三本書籍認為是「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」。上述史著中雖然也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現，但總閃爍其詞，語焉不詳。關於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重要講話，《周恩來年譜》只作兩句話的記載：「５月２１日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：（一）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。（二）領導和群眾問題。（三）保持晚節問題。」究竟周在其近萬字的演說中講了一些什麼，中心議題又是什麼，中共的史學家們在刻意迴避。

讓我們不妨引用幾段文革中廣為流傳，並得到周首肯的這一講話。在第一個問題中，周開明宗義地指出：「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（即林彪５．１８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），講得很好」。然後他大批彭、羅、陸、楊反黨集團：「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。彭、羅、陸、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，有筆桿，有槍桿，有黨權。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。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……對政變的危險，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，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，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，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，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」──這便是周對文革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。它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「反革命政變」上。

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，即「領導與群眾問題」中，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，甚至提出：「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，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、資本主義走向滅亡，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，就是最高峰的意思，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，是世界人民的領袖……通過文化大革命的活動，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，不僅在中國，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，要謙虛謹慎，還要當仁不讓」。

在第三部分「保持晚節問題」中，周以自己老資格的黨內高級幹部的身份，向全黨老幹部提出：「要跟著毛主席。毛主席今天是領袖，百年以後也是領袖。晚節不忠，一筆勾銷……」他更以李秀成、瞿秋白為例說明「晚節不忠」的危險。他指責瞿為「叛徒」，提出：「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，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。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。這些人都是無恥的」。由於周恩來第一個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，數月以後，他的講話廣為流傳，瞿、李兩人的墓地立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，文革暴力中對死者屍體、墓地的殘害即以此開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