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庭辯論階段我發言的時候，眼前閃過的一幕幕，都是孩子和她母親、姥姥六年來奔波於國務院信訪辦、全國人大信訪辦、最高法院信訪辦、鐵道部信訪辦、衛生部信訪辦所經歷的種種苦難……整個法庭抽搐一片，很多人都哭出聲來了。

那天開庭開了七個小時，中午休息的時候我們經過一家麵館。老太太說，「今天中午我們要請你吃一頓飯，如果今天中午你都不吃我的飯，你就太不近人情了。」我說：「今天中午我還真想要你請我吃一頓，你要不請的話，就太不近人情了。」不過我提出一個條件：一碗牛肉麵，不得超過三塊錢的標準。「好，好，好！」老太太很高興。

當一人一碗麵條擺上桌的時候，我發現多了兩個五塊錢的小炒。我當時心裡彆扭，扭頭就走，後來覺得這樣做對老太太是一種傷害，我又折回去，把那碗牛肉麵端出來，站在門口吃。

我不是在演戲，我知道十塊錢對這一家是個什麼概念。長達四、五年，他們沒有買過一次菜，附近的小商販都知道，只要這家人回來，就能看到他們在市場揀菜吃。其中有個賣菜的只要看到他們，就送給他們一棵菜。後來我還專門去拜訪過那位好心人。我說「您是真正的給孩子提供過實質性的幫助，但是你能做到，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做不到。」

庭審結束後，我謝絕了老太太要給我們買回程車票的好意，給孩子留下了兩百塊錢，離開了丹東。火車上接到老太太一個電話，老人在電話裡大哭。原來由於她執意要和鐵路局打這場官司，她的孩子都離開了她，並斷言「這官司你打到老，孩子打到老，也打不贏！」後來老人的女兒，孩子的姨姨讀了當地報紙對這個案子的報導，回家撲通一下跪在母親跟前：「連非親非故的高律師都從新疆跑來支持你，我太對不起你老人家了。」

老太太在電話上說，「高律師，你是個神人啊！你不僅僅給孩子提供了幫助，也使女兒回到了我的身邊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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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對方的勢力很大，這場官司一直判不下來，春節前我給法院發了幾個言辭辛辣的傳真，又給孩子寄了兩百塊錢。在付款留言欄上我給孩子寫到「新疆的高叔叔很忙，但心裡始終沒有忘記你。」
就在春節前一天，老太太全家給我來了電話：一審判決賠償四十一萬，其中精神損害賠償了二十萬。他們一家非常高興，但我高興不起來，因為按照法律規定，兩個四十一萬也不能彌補孩子和她家人遭遇的痛苦。那年春節我沒過好，心裡老壓著這事。上訴吧，萬一二審駁回二十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？事實上，直到今天，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達二十萬的案例全國僅有四起，其中我手上就有三起。但如果不上訴，孩子的合法權益就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。當然，上訴還有另外一個問題，那就是我可能還要數次往返東北與新疆。
最終我還是決定上訴。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開庭，十六日我飛抵了瀋陽。我記得特別清楚，因為那是我女兒生日的前一天。二審我們多了個對手，孩子原來的律師「周鐵嘴」因為對方多給了一點錢，竟然成了被告的律師。我們律師中間有這麼一些毫無原則的東西，確實是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。

這場官司我們徹底給孩子打贏了。法庭最終判決孩子獲得八十三點七萬的賠償，這是國內醫療事故賠償最高的。

但是，這場歷時將近七年的上訪已經嚴重摧毀了這一家人的健康。七年來他們睡的是車站、碼頭、人行道，吃的是百家飯。小偉毅曾經向我炫耀的幾張照片，都是在什麼國務院信訪辦、最高人民法院信訪辦門前照的。有一次孩子發高燒，姥姥到被告單位想求點醫療費，被告單位四個保安把她抬著從大門口扔了出來。老人回家後拿起菜刀一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頭剁掉，對天盟誓：打不贏這場官司我就一頭撞死在外面！

可以想見，受害人在這些所謂的「維權」過程中，身心需要付出何等慘烈的代價。我跟他們開玩笑說，如果這官司再打十年八年，說不定你們還是健健康康的，一旦打贏了，大家的精神鬆弛下來，就都倒下了。

告別這一家的時候還有一段「鬥智」的小插曲。老太太說，「現在官司結了，你必須聽我一次，我給咱媳婦、小孫孫買了一小箱海鮮，你一定要帶回去。」我說「沒問題，我帶。」我沒理他們的百般阻撓，執意要把箱子打開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裡面有個塑料包，包了兩萬塊錢。我把錢拿出來，老人家當時眼淚就流出來了：「高律師，我們永遠都鬥不過你。」

是道義幫助了他們
鄒偉毅案是我律師生涯中一起刻骨銘心的案子，當時我的感情投入也是很深的，我們在給孩子打官司的過程中的付出，今天講起來我自己都感動，但社會給我的更多。官司打了幾年，我和孩子的家人的聯繫非常緊密，逢年過節我和老人家都是互通電話，二○○二年我到丹東去看了一趟老人和孩子，他們拿出一樣東西讓我淚流滿面。那是我這些年在節日、小偉毅生日寄給孩子的四張兩百塊錢的匯款單，他們把匯款單複印下來，裝裱在相冊裡面。在他們看來就是對我的幫助最好的一種紀念。

在丹東我帶著孩子在當地轉的時候，因為當地對這場官司進行了跟蹤報導，出租車司機不要我們的車費，公園不要我們的門票，我在小商小販的攤上給孩子買東西賣主不收我的錢……。我跟當地人開玩笑說，我應該考慮搬到丹東來生活，這樣我一生就沒有什麼成本了。

但是，六年多的律師生涯我們也很痛苦，因為我們沒有看到國家法制的絲毫進步。國內媒體在鄒偉毅案後採訪我，他們說該案是全國醫療事故賠償額最高的，你應該感到高興。我說，就孩子的具體權益而言，他能獲得賠償我當然感到高興。但是，在我介入此案之前，為什麼沒有一個部門想起要給這一老一少解決問題？為什麼司法部門要拖六、七年才能還給孩子一個公道？為什麼當孩子需要法律幫助的時候，全中國站在他一邊的律師寥寥無幾，而當像被告這樣角色需要律師的時候，迅速的就能使得東北一流的律師參加到和殘疾孩子鬥爭的行列中來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