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罷友人轉來袁紅冰先生之〈高智晟律師的孤獨〉文，我不禁潸然。袁先生對當下中國律師這個群體的怒罵入木三分。中國律師群體的責任麻木及道德淪喪現狀當罵，但一個人、一個群體自覺地且強烈地自取其辱的事一般是不會出現的。我這裡絲毫無與袁先生爭辯及為中國律師聲辯之意。「中國的律師只是一條向腐敗的司法權搖尾乞食的狗」。
一針見血，我真心希望我的那些「西裝革履」的同行們都能讀到這篇文章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不會因此而改變多少。這是我和袁先生痛的共同點。
二○○一年，我曾代理了一起被境內外媒體稱為「荒唐的律師訟爭案」案件。東北名律師王玉琦曾與我一起，為被誣蔑為非法拘禁中央電視台「焦點訪談」記者的姚氏集團董事長姚志萍案辯護。在我與王一起會見被羈押的姚志萍過程中，姚說：「我非常感謝高律師在未取分文報酬的情況下，從新疆趕到東北為我辯護（當時我在新疆執業），我的冤獄結束後，我定要重謝二位律師，給你們每人好處費十萬元。」我當即告訴姚：「請信任、尊重律師，我把當事人給我額外的好處費之舉視作是對我的不信任及不尊重。」姚當即淚流滿面。
讓姚始料不及的是，王律師記住了姚的這一承諾。此後，其以各種手段及計謀逼姚兌現給其十萬元好處費的諾言，先後從姚家人手裡拿走現金九萬九千五百元，只有五百元未及時兌現，被其訴至法院（姚的企業被央視焦點訪談記者公開與造假者勾結，策動了一次無論是從效率、徹底性及殘暴性方面，還是從殺傷力方面都超過任何黑社會組織的司法迫害過程。在當年的政治個體戶慕綏新、馬向東等人的支持下，姚氏集團二十名管理人員被抓，十人被關押長達六個月之久，幾個月之內，將一個極具活力的企業置於死地）。王律師通過訴訟方式索要好處費，全無顧忌地選擇無恥，令人驚悚。更令人痛心不已的是，王周圍的五位律師，均面色從容地為王的違法索要好處費的行為作證。這五名律師無一例外地認為王索要好處費理所當然，無不認為姚不及時支付剩餘五百元好處費是有違道德的。
庭審結束後媒體記者問我，通過本案，請我對全國律師同行講幾句話，我當時告誡我的律師同行，當中國律師什麼時候能自覺地分清無恥和榮耀的界線時，那是中國律師希望的開始。令人痛心的是，我們至今不能看到這種希望的開端！
世界上，沒有哪個行業像律師行業一樣，是如此地貼近司法制度；沒有任何一個行業能像律師行業一樣，天然地擔當著現實社會正義的職業義務。但在中國，這一切是變得如此的糟糕，如此的面目全非。平心而論，這應該不是中國律師這個群體自覺追求的結果，但卻是這個群體自我放縱的結果。這個世界上有沒有不願作狗的狗，我不得而知，但一個人、一個群體的人願去作狗是不會有人信服的。沒有一個人自覺地願成為狗，卻最終群體地類狗一般，實在是因為中國的法律服務市場只允許類狗者昂首闊步，這實在讓人痛心不已。
在看到袁先生文章的前一天，我接到國內所有的電話的內容，都是認為我不應當給全國人大及吳邦國寫公開信，清一色地認為這樣做非常危險。在同一天裡，包括處在生命最後階段的母親在內的家人共打了四個電話給我，無不表達對我這種行為的擔心。我的母親告訴我：「社會上公開存在的不公平全國人都知道，那麼多當大官的人，他們沒有一個不清楚的，沒有一個敢去講，為什麼就非得你一個平頭百姓去講！」我要說自己不孤獨，肯定也沒有人相信。
非常感謝袁先生對我的理解，形單影孤的獨處、獨行大致上算得上是一種孤獨，但袁先生文中點到的我的孤獨的內核是，我以我認準的方式去思想、去選擇，這種思想及選擇有時讓人痛苦以至絕望，豈止是孤獨了得。
適者生存不僅僅是一種自然法則，我有時候向周圍一些好友談及我的孤獨及痛苦時，多有朋友建議我超然些。一些朋友告訴我，在當今中國社會，麻木即是一種超然，超然至麻木是一種境界，否則你只能獨享痛苦。而麻木本身並不單單是可以減少痛苦，最主要的是，麻木者基本能保障安全。麻木至不仁時，你就可以有源源不斷的獲得。我的孤獨之苦源於我的思想，在我的社會裡，不停地思想就會有不斷的痛苦。
最近我到新疆喀什市為一個殘疾孩子提供法律援助，那裡發生的兩件事久久縈繞在我的思想中。一件是國家民委的一位領導人的公子在喀什市，光天化日之下對一名無辜的公民血腥施暴，由於這位公子哥身上無特別標籤，警察當然要去制止，不想，接下來在那些執法者眼前發生的醜劇令人齒寒。當公安幹警制止時，那位暴徒公子大聲呵斥道：「我是XXX的兒子，你們這群狗哪個敢給我再動一下，你們的政法委書記是誰，叫他十分鐘內趕來見我，否則，我讓他馬上滾蛋！」接下來的事是，那群被喚作是狗的警察清一色的戰戰兢兢，當地政法委書記應時而至。政法委書記一到，這位暴徒公子狂叫不止，當著這位書記的面把已倒在地上的受害人又一輪暴打。後來的結果是，若干「人民警察」被罵了個狗血噴頭，暴徒公子被作了很好的安撫。受害人被抬至醫院，由被喚作是狗的警察看管起來，以免受害人傷好後去告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