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東興從會議室那邊走過來，叫我到旁邊的房間內說：「剛才同華總理商量過了，你趕快去想辦法，要將主席的遺體保存半個月，準備弔唁和瞻仰遺容。一定要保住，天氣太熱，不要壞了。」我說：「保存半個月容易做到。」汪說：「你趕快去辦，我還在開會，你回來後立刻告訴我。」我又走到大走廊，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值班的警衛隊員都在這裡，一中隊的教導員坐在地毯上，他對我說：「李院長，你可要準備好，政治局開會，好事攤不到你的頭上，出了事都是你的責任，你跑不了。」我想，我跑到哪裡去呢? 無處可跑。我早料到了我會被控謀殺毛澤東。
我的大曾祖李德立，是滿清同治年間太醫院左堂官，四曾祖李德昌是右堂官。我家相傳下來的一段史實，同治皇帝患梅毒，但慈禧太后只准醫生按水痘治，大曾祖曾冒險向慈禧說，不能這樣治皇上的病，不是水痘。慈禧大怒，將頭上的鈿子擲下，大曾祖立即摘帽磕頭到地。慈禧沒有殺他，但摘去頂戴，帶罪當差。所以大曾祖死時遺囑，「不要戴帽入殮，把帽子放在旁邊。」並告誡子孫，不要做御醫，怕沒有
好下場。我家仍舊是以醫藥傳家，但代代都遵守著我大曾祖所說不要做御醫的遺言，往後沒有人再做御醫。
我被任為毛的醫生後，曾要求上級再考慮。但我無法回絕。我嘗試離職好幾次，毛都將我召了回去。只有我的家人和最親近的朋友知道我工作的性質。真正瞭解我工作的人總覺得我不會有好下場。他們常警告我，做為毛的專任醫生，可能會有悲慘結局。
一九六三年有一次我的堂兄對我說：「你在工作上承擔的責任太大，毛主席的健康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極其關心的大事，萬一有哪位中央委員對你的工作不滿意，指責你，可就不好辦了。」
一九七四年春天，我母親的乾女兒由雲南昆明到北京來休假，看到我說：「你的家我可不敢去，更不敢住。在昆明譚甫仁被暗殺後，凡是去過他家的人都被隔離審查，幸虧我沒有去。你這裡如果發生點事，那可不得了啦!」 譚甫仁當時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，文化大革命中被軍區保衛處處長刺殺。
自從一九七二年一月毛髮生肺心病心力衰竭後，身體越來越壞，特別是神經系統症狀出現以後，我經常想到會不會發生一次象蘇聯在史達林死後那樣的「醫生謀殺事件」? 在毛去世前五天，我抽空用了一刻鐘的時間，坐車回家一趟。慎嫻上班，孩子們上學，只有老保姆在家。我將棉衣棉褲棉大衣打了一個小包帶走。我打算，如果發生「醫生謀殺事件」，我坐牢，天冷時還有棉衣穿。離開家以前，我到每個房裡看了看，心想，再見吧，或許是永別了。正因為在心理上早就有了準備，所以現在反而十分鎮靜。毛生前常愛講的一句口頭禪是「死豬不怕燙」，這時的我在精神上已經是「死豬」了。後來，慎嫻告訴我，老保姆同她說，李院長這麼急急忙忙地回來又走了，一定是出了什麼事情。在北京，幹部家的保姆政治嗅覺都很敏感。
我給衛生部部長劉湘屏打了電話，約她到她家立刻面談。她問我有什麼事，這麼急。我講見面後再談。劉湘屏是故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的未亡人。他們兩人都是效忠江青的造反派。我想劉湘屏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坐上衛生部部長的位子是江青保的，因為劉沒有相當的資格。
劉在客廳中等我，還沒有睡醒的樣子。她一見到我就問什麼事這麼緊張。我說：「毛主席在零點十分去世了……」話還沒有說完，劉放聲大哭，我趕緊說：「現在要抓緊辦事，不耽誤時間。中央指示要將毛主席遺體保存半個月。這事很急，中央在等回話。」她擦著眼睛說：「怎麼辦呢?」我說：「這事要找中國醫學科學院，他們的基礎醫學研究所的解剖學系和組織學系有這方面的專業人員。」劉說：「那
就將黃樹則和楊純叫來商量。」那時黃樹則為衛生部副部長，楊純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。」
我說：「他們不知道具體辦法，叫他們來了，再找人商量，就耽誤時間了。可以叫他們在醫學科學院楊的辦公室會合，同時通知基礎醫學研究所的解剖學和組織學研究人員共同商量。」劉立即打電話分頭通知。我乘車趕到醫學科學院。
我到楊純的辦公室時，黃、楊二人已在那裡，此外還有另外兩個人。楊介紹，一位是張柄常，解剖學副研究員，一位叫徐靜，是組織學助理研究員。張神情沉鬱，目光呆滯，側身對窗坐著。
後來我們比較熟悉以後，我問張那天凌晨他的表情為什麼那樣不自然，那麼緊張。張說：「文化大革命以後，三天兩頭有人自殺被殺。常常半夜三更叫我們解剖化驗，檢定死亡原因。如果我們檢定的死因不符合造反派紅衛兵的意思，我們就要被鬥，打一頓倒沒有什麼，弄不好還要戴上反革命或者同情反革命的帽子。前些天半夜被叫去，是公安部部長李震自殺死亡，我們被叫去解剖，檢查死因。我被關在公
安部裡兩個多月才放出來。」
我簡要說明毛已去世，中央要求保存遺體半個月，以便弔唁及瞻仰。我講完後，我看到張柄常的神色立即放鬆了，臉上也不像剛才那樣發青，身子也轉過來，面向大家了。 張、徐二人認為保存時間短，只要在股動脈內灌注福爾馬林防腐，用兩公升就可以保存半個月沒有問題。黃、楊二人都無異議。於是由張、徐二人立即拿了灌注用具及藥品，同我一起到中南海游泳池。這時已經是九月九日凌晨四時半，但中國人民要到好幾個小時後才知道毛逝世的消息。
我跨進大門，走到會議室外。政治局還在裡面開會。中央警衛團一大隊一中隊隊長對我說：「李院長你可回來了，汪(東興)主任出來找你好幾次了，葉帥也找你。
政治局已經通過了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，下午四點開始向全國廣播。」
我問他：「廣播文上對毛主席的病和去世是怎麼提法的?」他說：「這裡有一張打印的告人民書，你看。」 我急忙拿過來看第一段。等看到「……在患病經過多方精心治療，終因病情惡化醫治無效，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時十分在北京逝世……」以後，沒有再往下看，心想這該是正式的結論了。我緊張焦躁的心情緩和下來。
我推開會議室的門，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員都在，外地的也來了幾位。汪東興看到我立即迎上來說：「我們到外面談。」我們走到隔壁房間，他說：「你看到告人民書沒有?」我說：「我剛才拿到一張，只看了第一段。」汪笑了說：「大概你最關心的是這一段。」
跟著他又說：「剛才中央已經做了決定，主席的遺體要永久保存，你要找人商量怎麼辦。」我吃了一驚，我說：「你原來說只保存半個月，怎麼又成了永久保存?而且毛主席是第一個在一九五六年號召火葬的文告上簽名的。」汪說：「我同華總理都贊成。」我歎了一聲說：「這是完全辦不到的事情，就是鋼鐵木材也要生銹朽爛，何況人體?怎麼能夠不腐壞?」我還記得在一九五七年和毛一起前去莫斯科瞻仰列
寧和史達林遺體的事。遺體看起來很乾癟。我得知列寧的鼻子和耳朵都腐壞了，只好用蠟代替。史達林的鬍鬚也脫落了。蘇聯防腐的技術還比中國先進。我不曉得如何永久保存毛的遺體。
汪眨著眼說：「你可要考慮大家的感情。」我說：「是有感情問題，可是科學發展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件事。」汪說：「所以才交給你找人商量研究解決這個問題。需要任何用具與設備，你們提出來，中央給辦。」正說的時候，葉劍英走進來，問我的意見。
年事已高的葉劍英元帥當時得了帕金森氏綜合症。 我又講了一遍不可能永久保存。葉沉思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在目前情況下不可能不這樣決定。李院長，你找有關人商量研究。你也找找工藝美術學院的教師研究一下，做一個蠟像，要做得完全和真的一樣，等以後必要的時候可以代用。」我於是放了心。
汪說：「要保密。」
時至走筆今日，我仍不知有多少政治局常委參與決策此事。江青可能根本毫不知情。
